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逸周書》七十一篇，多官禮之別記與《春秋》之外篇，殆治《尚書》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。劉、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馀，則似逸篇，初與典、謨、訓、誥，同為一書，而孔子為之刪彼存此耳。毋論其書文氣不類，醇駁互見，即如《職方》、《時訓》諸解，明用經記之文，《太子晉解》，明取春秋時事，其為外篇別記，不待繁言而決矣。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，識為先王誓誥之遺者，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，而不可遽為刪略之馀也。夫子曰："信而好古。"先王典誥，衰周猶有存者，而夫子刪之，豈得為好古哉？惟《書》無定體，故《春秋》官禮之別記外篇，皆得從而附合之，亦可明《書》教之流別矣。

　　《書》無定體，故附之者雜。后人妄擬《書》以定體，故守之也拘。古人無空言，安有記言之專書哉？漢儒誤信《玉藻》記文，而以《尚書》為記言之專書焉。於是后人削趾以適屨，轉取事文之合者，削其事而輯錄其文，以為《尚書》之續焉；若孔氏《漢、魏尚書》、王氏《續書》之類皆是也。無其實，而但貌古人之形似，譬如畫餅餌之不可以充饑。況《尚書》本不止於記言，則孔衍、王通之所擬，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。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，忽間長篇文筆，欲取君上詔誥，臣工奏章，別為一類，編次紀傳史中，略如書志之各為篇目，是劉亦知《尚書》折而入《春秋》矣。然事言必分為二，則有事言相貫、質與文宣之際，如別自為篇，則不便省覽，如仍然合載，則為例不純；是以劉氏雖有是說，后人訖莫之行也。至如論事章疏，本同口奏，辨難書牘，不異面論，次於紀傳之中，事言無所分析，后史恪遵成法可也。乃若揚、馬之辭賦，原非政言，嚴、徐之上書，亦同獻頌，鄒陽、枚乘之縱橫，杜欽、谷永之附會，本無關於典要，馬、班取表國華，削之則文采滅如，存之則紀傳猥濫，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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